10月8日，祝贺屠呦呦研究员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座谈会后，屠呦呦教授（右三）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右二）、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左二）、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刘谦（左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孙咸泽（右一）等领导继续交流。首席记者王燕松摄
一夜之间，屠呦呦的名字家喻户晓。有人认为，诺贝尔奖已向中国敞开怀抱，“下一个”指日可待；但也有人认为，当下如果没有一套鼓励创新、尊重创新的透明机制，屠呦呦也只能是偶然和例外。如何从屠呦呦等老一辈科学家的身上汲取养分，从科研体制、机制和文化、精神上，培育出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环境，激励科研工作者勇于创新的自信锐气，成为医学科学界集中探讨的话题。
众多“世界第一”支撑科研自信
在采访中，一些专家直言，制约我国当代科学家创新创造勇气的原因，部分来自于对自身能力的极不自信，以及过度的崇洋媚外。
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坦言，不能回避我国创新体制机制上的问题，但也不能只谈问题，首先要谈的就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要有民族自信”。屠呦呦让全世界认识到了中国现代医药学对于世界医学发展的积极贡献，但中国医学对世界医学发展的贡献，远不止屠呦呦一人。
“过去60年中，中国医学界已摘得了诸多‘世界第一’。比如，1958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成功治愈全身97%皮肤烧伤的患者，从此，在烧伤研究和治疗领域，中国人一直处在世界领先的位置。1960年，北京协和医院宋鸿钊等人首先提出利用化疗药物治疗绒毛膜上皮癌，女性通过此法治愈绒毛膜上皮癌还可生育。1963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在世界上首次实现断手再植成功，他也被尊称为‘世界断臂再植之父’。”巴德年表示，在药学方面，我国除了青蒿素外，还有诸多重大贡献，包括上世纪60年代人工合成胰岛素获得成功；改革开放以来，联苯双酯与双环醇、维甲酸、丁苯肽、小儿麻痹疫苗、甲肝疫苗、甲流疫苗、埃克替尼、恩度及其蛋白复性技术、黄连素降脂等重大科研成果相继涌现。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补充道，我国还有多项国际级的医药研究成果，例如，上世纪50年代汤非凡先生在中国本土自主发现沙眼衣原体，造福了众多失明患者；我国科学家发现麻黄素、人工麝香等，均对世界作出杰出贡献的重大成果。
在今年9月中国科学院纪念结晶牛胰岛素的化学全合成50周年庆典上，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就曾表示，今天对于过去成果的追忆，不是要陶醉于过去，而是要瞄准现在，展望未来。包括结晶牛胰岛素化学全合成在内的一系列成果，就是展示了中国科学家曾经拥有的问鼎世界科学难题的自信和能力。
成功得益于三个中国元素
在曹雪涛看来，坚持自主创新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原则。当年我国组织开展抗疟药物研发，可借鉴的国际文献和经验交流非常有限，屠呦呦及其团队能在远远落后于国外的物质条件下，充满智慧地利用当时可行的科学技术手段取得了国际领先的成果，充分体现了立足自身优势，不跟风、不迷信、不盲从，充满自信，这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香港大学生物化学系金冬雁教授也提出了相似观点。他表示，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多科学协作、围绕重大实际问题并以实验为本、国家强有力的协调与组织等发挥了一定作用。从今天看来，坚持求真求实、不迷信权威、不迷信书本的科学精神，尤其值得传承。
很多专家认为，屠呦呦的成功得益于3个重要的中国元素——由社会真实需要所牵引的创新导向、全国大协作的科研体制以及知识公有的成果传播制度。而这些都是当今创新体制驱动可以借鉴的经验。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陈士林说，青蒿素研制的成功因素之一，其实得益于整个研究的整体定位。“研究是基于国家、民族对于健康的需求，是解决民生的大问题。”
在以“江宇”为署名的微信中则提出，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两弹一星，结晶牛胰岛素，杂交水稻甚至断肢再植等当年中国最重大的创新成果，除了满足国防军工的需要之外，大部分都是着眼于满足最普通的人吃饱、穿暖、健康、发展的需要。既不是出于利润，也不是出于发表论文的动机。“这种以现实需求出发的科研导向，是值得今天科研管理和考核体制反思的。”
团队协作优势仍要继续发挥
当前在网络上，很多人对当时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可借鉴性有所争议。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年的举国体制、协作攻关，是取得青蒿素研制成功的一种组织形式。对这一组织形式，应该好好总结经验。“但是当年不突出个人，或者说个人发表东西都不许个人署名，这点是绝对要改善的。所以，我们既要发挥团队、集体的作用，也要重视个人的聪明才智、个人的首创。把两者结合起来更好。”
在巴德年看来，当年的青蒿素研发全国有500多家单位参与，这一科研模式虽然现在无法完全复制，但国家政策引导、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依然历久弥新。“李克强总理此次也向屠呦呦特别发去贺信，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医学科技工作的高度重视。推进新时期的医学科技创新，尤其需要国家政策引导。”
曹雪涛表示，上世纪70年代，我国在科技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成功实施了抗疟新药研发“523项目”，充分证明，举国体制协同创新是实现某些重大科技突破的有效途径，至今对于一些需要多学科交叉、多部门协作的科技项目推进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院长、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林瑞超教授表示，科学研究需要高水平高效率的团队，组织各方力量、抓住关键问题进行集中攻关，否则突破会比较慢。在国家战略层面，应用“大科学”的理念，坚持中西医药结合及学科交叉协作，进一步加强对人类健康有重大贡献的中医药相关研究。
科研需要积累和更多投入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原所长姜廷良等学者看来，以屠呦呦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身上所展现的责任担当以及执着的科学态度，是万众创新时代所必备的。“虽然现在的科研并不都是为了名利，但时代不一样了，人们追求的东西多了一些，就会有一些名利动机在里面。”我国中药药理学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廖福龙说。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孙咸泽说：“我们正大胆推进新药审评审批制度的改革。新的改革政策将引入新药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实行药品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分开管理，允许科研单位和科技工作者申请注册新药。以此调动科研人员研发新药的积极性，将研究者个人的利益、研发单位的集体利益与研究成果和市场效益紧密的关联起来，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力。要让有创造力的科学家们和知识分子先富起来，只有这样我们的医药产业才能健康发展，我们建成创新型国家才有希望。”
“科学需要积累，国家近年来对医学科研投入不断加大，如重大传染病专项、创新药物专项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都是瞄准医药科技创新展开集中科技攻关，未来在医学科研上一定会有新突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福说，“这些钱没有白投，未来会有更多屠呦呦出现。中国已经到了这个时刻了，大家应该有信心。”他认为，尽管近年来我国在科技管理中存在一些问题，但主流是好的，一定能够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曹雪涛直言，“虽然是点上的突破，但预示着中国科技事业将随着国家科技投入的持续加大和对于创新性人才政策的不断优化而整体提升，科技创新将逐步实现从点到面的突破、从单个领域到一个学科的突破、从单一学科到优势学科群的突破，假以时日，中国科技界有信心将取得更多令世界关注并能够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突破性科技成果。”
执着探索是科技创新之魂
在2011年获得拉斯克奖时，屠呦呦曾说：那时候工资待遇都挺低的，大家也不考虑这些，自觉来加班，要争取快速推进工作。那时候没有名利之心，大家经常汇报各自的进展，齐心合力争取更快出成果。
事实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阶段，科学家们面对的困难远不止于此。
据了解，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市召开的抗疟药研究内部会议上，报告了青蒿及其提取物对鼠疟、猴疟具有良好抗疟作用的重大发现后，全国“523”办要求中药所当年在海南省疟区试用青蒿有效提取物，观察临床抗疟疗效。
要深入临床研究，就必须先制备大量的青蒿乙醚提取物，进行临床前的毒性试验和制备临床观察用药。短时间内提取大量的青蒿提取物，困难重重。“文革”期间业务工作都停了，根本没有药厂可配合。
作为屠呦呦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中药所的同事，廖福龙回忆说，当时屠呦呦课题组只能土法上马，买来盛水的大缸充当提取锅用，她们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加点，星期天也不休息。每天接触大量化学溶剂，通风条件又不好，工作下来常常头晕眼胀，还有鼻子出血、皮肤过敏等反应，屠呦呦也因此得了中毒性肝炎。“但她非常执着，休息一段后，还是坚持做。”
乙醚中性提取物有了，但在进行临床前试验时，却出现了问题，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发现了疑似的毒副作用。是动物本身存在问题，还是药物所致？一时争论不休。综合分析青蒿古代的用法又结合实验动物的表现，屠呦呦认为不至于发生疑似的毒副作用。就此她当机立断，给领导打报告，愿以身试药。在课题组两位同志的响应下，屠呦呦等3人住进了医院，在严密监控的情况下，于1972年7月，开始青蒿提取物的人体试验，结果未发现疑似的毒副作用，才铺平了临床试用之路。
在曹雪涛看来，在那个时代，屠呦呦坚持科学精神就是科技创新的灵魂支柱。“她和研究团队累计收集了2000种中草药制剂，选择了640种可能的药方，经历了190次的失败。如果没有潜心钻研、持之以恒，不畏困难、勇于探索，求真务实、敢于实践，团结协作、扎实做事的科学精神作为支柱，她不可能历经多次探索的失败而坚持下来。”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曾益新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取得了一些国际领先的科技成就，虽然有“举国体制”的特殊环境，但条件非常艰苦，老一辈学者们的奉献精神值得如今的科学家们永远学习。
巴德年感慨：“屠呦呦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最大利益，干一行钻一行的科研精神值得当代医学科研工作者传承发扬。”
如今，85岁高龄的屠呦呦依然坚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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