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开展进一步研究，了解痴呆症并寻找有效处理痴呆症方法。Tatum Anderson与Carol Brayne访谈录。
《世界卫生组织简报》2018;96:153-154. doi: http://dx.doi.org/10.2471/BLT.18.030318
问：您是如何开始对痴呆症领域感兴趣的？
答：我1983年在英国国立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医院担任初级医生。当时，我想了解事物的因果关系，对流行病学家从事的侦探般的工作很感兴趣，极想成为神经流行病学家。当年，在一些医院中，我注意到许多痴呆患者比我们想象的要年轻。
我迈入这个研究领域时，很少有痴呆症专题文章，痴呆症流行病学方面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人们当时刚开始从临床角度开发系统的检测和调查方法。在我开始研究老年人问题几年后，脑成像技术问世。尽管成像技术取得了进展，当年遇到的以及今天仍然面临的最大挑战仍是为痴呆症定性，并将其与其它衰老方式区分开来。我开始这项研究时，尚无任何证据可用来确定何时出现反常和发生痴呆综合征。
问：您为寻找答案开展了何种研究？
答：当年没有对任何人群的深入研究。我在英国带头详细研究了一个特定年龄组的女性人群。我率先采用先进方法研究特定人群，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访谈，重点是查看一系列症状和进行体检，包括检查心血管和神经系统健康状况以及验血。我设计了一项数据收集方法，利用当时的知识，从各个角度收集与认知和脑部健康相关的数据。我在剑桥郡一小块地区走访了365名70至79岁女性，观察她们日常活动体能、心理功能以及与痴呆症有关的其它变量。我还走访了她们的熟人。据我所知，在此之前，没有人在人群研究中这么做过。
问：您发现了什么？
答：在这项截面研究中，我们发现痴呆症患者与未患痴呆症的人之间并无明确界限，但痴呆症衡量指标持续分布在整个人群中。这一研究结果对当时的疾病模型提出了挑战。此外，这项研究和随后的研究结果表明，65岁以上年龄组痴呆症患病率每五年翻一番。所以，在最老年龄组中，去世前患痴呆症的风险非常高。这具有重大政策影响，但尚未得到充分认识。
问：您的研究如何改变了对痴呆症的看法？
答：人们在谈论痴呆症时，往往把它当做要么有、要么没有的疾病。但这是一种综合征，会削弱过去本来具有的心理功能，并干扰日常活动。对痴呆症的反应取决于人们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例如，如果国家要求人们在没有社会福利的情况下继续工作以谋生，丧失功能将会妨碍人们的自理能力。而如果您生活在几代同堂并尊重老人的社会中，对老年人的要求很少，那么痴呆症引起的衰退可能会相当严重后才会被发现。
问：您开创了痴呆症专题纵向研究。这类研究为什么很重要？
答：为衡量流行率（即在特定时间患有某种疾病的人的百分比），需要做截面研究，但衡量痴呆症发病率（即新发病例的比率），则须长期跟踪风险人群。纵向研究还可衡量痴呆发作前出现的风险因素，并据此评估风险。纵向研究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但它们很有用，可用于估算每年新检出的痴呆患者人数，这对于卫生和社会护理计划服务非常重要。这些研究还显示风险因素的严重性。
问：有哪些风险因素？哪些人面临风险？
答：我们的纵向研究发现了一些重大风险因素：糖尿病，中风，中年肥胖，中年高血压，抑郁症，吸烟，教育程度低，体力活动不足。还有一些风险因素，例如听力损失。其中许多因素与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有关，这些因素也是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
目前，国际社会认识到非传染性疾病极其重要，痴呆症已成为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注的一个问题。社会弱势可能会加剧痴呆风险。但也有重要的保护因素。例如，我们无法预测一个人是否会患痴呆症，但我们可以说，在任何特定年龄段，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面临的风险较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能够动脑筋处理难题。
问：随着英国老年人口的增加，痴呆症病例预计会剧增。请介绍你们最近的纵向研究成果。
答：人口不断发生变化。血管疾病急剧减少。对于当今老年人群，至少对于英国老年人群，我们原来的假设是，由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已改变，痴呆症也会改变。我们在20年后，即在2010年再度开展研究，结果发现尽管年龄最大人群占人口比例大幅增加，但痴呆症患者估算数据仍相对稳定。
问：为什么？
答：我认为，年龄最大人群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稳定时期。当时实行了社会化卫生和福利体系，减轻了不平等程度，教育机会较为普及，儿童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包括获得免疫接种和卫生保健服务，人们的营养状况改善。由于这些因素，老年人健康状况改善，寿命延长了。
问：你们的研究如何协助英国采取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答：在制定政策和长期护理计划时，考虑到了流行率和发病率估算以及我们对护理需求的估算。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伦敦经济学院利用这些数据来规划长期护理服务。地方当局和全国卫生服务规划人员使用我们的估算数据确定全科医生可能要面对的痴呆症患者人数以及与残疾相关的需求程度。
考虑到痴呆症流行率和发病率的跨时变化，讨论重点转向了早期需要从事的工作。英格兰公共卫生局开展了一些项目，鼓励中年至65岁人群针对已知痴呆风险改变行为。《柳叶刀》痴呆症委员会和全球疾病负担研究项目也借鉴了我们的工作。
问：还有研究表明，到2050年，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痴呆症人数会急剧增加。其它国家可从你们在英国的研究中学到什么？
答：如果您面临艰难的社会经济状况，您在较早年龄段患痴呆症的风险就会比较高。早期诊断痴呆症一直是英国和其它国家的一大重点。然而，这种方法与筛查很相似，其有效性并无实际证据。我们的工作重点是需要重视已有证据表明能够降低痴呆症风险的早期因素，并需要为痴呆症患者提供体面服务。
看来可以降低痴呆症风险的因素包括：健康的父母，无创伤的分娩，让大脑充分发挥潜力的早年生活，为预防频繁生病接种疫苗，接受教育，健康饮食，身体健康，参与社交和智力活动等。解决全球老龄化社会中痴呆症负担的最有效方法是设法利用所收集的证据，在生命历程各个阶段采取有关措施。这意味着在生命早期、中期和后期增强保护因素，提供适当诊断方法，全面处理痴呆症患者及其周围的人，并避免在临终前采取降低生活质量的干预措施。
问：世卫组织正在开发全球痴呆症观察站，以便在执行《2017-2025年公共卫生领域应对痴呆症全球行动计划》的国家中分享最佳做法和循证服务规划服务。各国应该收集什么样的证据？
答：国家和地方当局需要对全国各个年龄段痴呆症风险人群进行流行病学需求评估。我们需要彻底摆脱各自为政状态，需要从营养政策（改善早年发育和健康）到道路交通事故（减少头部损伤），全面考虑对健康大脑的潜在影响。我们需要考虑个人在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状况，而不是只关注某一因素。痴呆症太复杂了。大脑健康状况可以很好地反映社会为民众服务情况。
问：您在工作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答：资金。我们花费太多时间为明显需要从事的研究工作募集资金。我们的研究工作对于理解为何出现痴呆症以及痴呆症对不同社会的跨时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问：现在有什么研究缺口？
答：我们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痴呆症人口仍然知之甚少。Martin Prince的研究工作极为出色，但别处的研究远未达到英国研究工作的规模。几十年来，我们提供了全国痴呆症可靠估算数据。而在全球范围内，多数痴呆症队列研究不具人群代表性，更不具国家代表性。
Carol Brayne是世界公共卫生界最著名的痴呆症和脑衰老问题研究人员之一。她是剑桥大学公共卫生和初级卫生保健系公共卫生医学教授和英国剑桥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她于1981年从伦敦大学皇家自由医院医学院毕业，1982-83年进修普通内科。1983-84年期间，她在英国国立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医院担任初级医生。1984年至1988年，Brayne作为临时住院医生在伦敦Maudsley医院心理治疗科工作一段时间后，在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进修老龄化和痴呆症流行病学，后来在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获得流行病学硕士学位，并从伦敦大学皇家自由医院转至剑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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