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社交媒体是否影响了我的心理健康？

随着数字平台的发展模糊了公共和私人界限，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未经过滤地接触令人不安的在线内容（负面信息）会引发一系列的心理健康危机，特别是在年轻人中，而现在需要一种新的干预措施为在一个始终相连的真实世界建立复原力带来希望。

介绍   社交媒体平台的不断使用使年轻用户更容易受到情绪困扰，并经常遭受图片影像、暴力视频、网络欺凌以及自残或自杀的话题。与传统媒体不同，这种曝光是频繁的、个性化的、未经过滤的，促发了用户的情感脆弱性。

随着智能手机模糊了私人和公共体验之间的界限，反复接触在线创伤性内容的精神健康影响越来越令人担忧，需要医疗专业人员、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的高度关注。1本文探讨了反复接触智能手机上令人苦恼沮丧的内容如何导致二次创伤、其影响以及科学支持的应对策略。

定义手指或继发性创伤   继发性创伤应激(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STS)是指因间接暴露于创伤而产生的情绪和心理痛苦。STS通常见于目睹或同情他人痛苦的个体。

替代性创伤是一个相关的概念，它涉及到一个人的情绪和认知世界观因重复的二次暴露而发生的更深刻和更持久的变化。直接创伤包括第一次经历创伤情境，而STS是通过接触他人的创伤经历而发展起来的。2

数字平台通过广泛分享与暴力、损失和灾难有关的图像、视频和故事，放大了二次创伤的范围和强度，没有任何过滤和警告。这种经常性的暴露会增加焦虑、带入性思维（intrusive thoughts）和情感麻木的风险。

尽管《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将数字暴露排除在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之外，但STS仍然是数字时代精神健康的一个主要问题。2

心理影响的科学证据   几项研究证实，个人，尤其是年轻人，经常接触令人不安的在线图像或视频能会产生焦虑、抑郁、睡眠障碍、带入性思维或类似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观看图形内容会激活大脑的杏仁核和压力反应系统，从而增加过度警惕、情绪麻木和失调。这些影响会持续存在，甚至当个体不再处于危险中时，尤其是当他们缺乏强大的社会支持或应对技能时。3

“Doomscrolling”指的是令人沮丧的新闻或媒体的强迫性观看（负面信息刷屏），在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冠状病毒疾病期间就变得突出。这种长时间暴露在网上的创伤会显著恶化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

重要的是，并不是所有对数字创伤的反应都会导致可诊断的障碍病变，因为许多人会经历亚临床症状，如回避、情感分离或影响日常功能的认知扭曲。理解这些反应对于开发数字福祉战略和创伤知情支持系统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严重依赖在线内容获取信息和进行社交互动的人群而言。3

哪些人的风险最大？   年轻人特别容易因数字或二次创伤造成的心理困扰而面临风险，这是由于他们正在进行的大脑发育、情绪敏感性增加以及大量接触社交媒体。社交平台的长期用户更有可能遇到令人不安的图片、在线骚扰或同龄人比较，这些都可能引发焦虑、抑郁和自卑。记者，尤其是报道冲突或灾难的记者，以及经常目睹创伤的第一反应者，也容易受到STS和倦怠的影响。4

个体对STS的易感性因年龄、个人创伤史和心理可塑性而异。那些过去有创伤经历、应对能力有限或社会支持低的人更容易受到间接创伤暴露的影响。

例如，一项开发精神病理学脆弱性指数(PVI)的研究发现，PVI得分较高的年轻人更有可能经历焦虑、抑郁和倦怠。这强调了早期筛查的重要性，因为成年早期标志着心理健康障碍的高峰期。通过量身定制的干预措施和数字扫盲教育来识别和支持高危人群，有助于减轻数字时代的二次精神创伤负担。4

影响机制   当个人经常观看令人不安的内容，如暴力视频或图形图像时，大脑中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可能会变得失调。这种通常调节皮质醇产生的压力途径会变得非常敏感。因此，个人可能会经历高度觉醒、带入性思维和记忆衰退，所有这些都类似于PTSD的症状。5

行为科学为“负面刷屏”提供了更多的见解，这是一种不确定性、感知威胁和探测危险的心理偏见的产物。用户寻求更多的信息，试图重新获得控制权，这就矛盾地增加了痛苦。5

社交媒体算法放大了用户寻求更多信息的周期，以试图重新获得控制权和最大限度地参与，并通常涉及推广情绪激动或引发恐惧的帖子。如果内容没有节制，用户就会反复接触到创伤性材料，特别是在危机期间，从而增加了情绪疲劳和心理适应性降低的风险。

总之，这些生物行为和技术机制解释了数字环境如何加剧创伤并阻碍康复。5

应对策略和干预措施   许多基于证据的应对策略对个人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以减少刷屏时间并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例如，有意识的减少或暂时的减少抵制来自数字平台影响。

“数字戒瘾”干预已被证明能显著减少抑郁症状；然而，它们对压力、生活满意度和整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因此，尽管戒瘾可能会增加某些心理负担，但复杂的情绪结果可能需要更全面的方法。6

其他有效的干预措施包括正念练习和认知行为技术，帮助个人调节情绪反应，培养更健康的数字习惯。行为疗法还可以解决强迫性刷屏、消极思维模式和数字依赖，而有意培养正念和当下意识。6

基于应用上的功能，如内容警告、屏幕时间限制和使用跟踪器，也能使用户能够管理自己并做出明智的选择。平台的这些功能有助于缓解令人苦恼的内容的心理影响。6

科学素养，同样重要，即理解数字健康风险和评估可信来源的能力。提高如何个性化内容的算法，对于增强个人能力以建立弹性和收回对其数字体验的控制至关重要。6

未来方向和研究需求   新兴技术在识别和减轻有害数字负面内容的心理影响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人工智能的内容过滤器、情绪识别算法和数字精神健康应用等工具为检测求救信号和提供个性化干预提供了有希望的途径。这些创新有可能使数字环境更具响应性和支持性，特别是对于具有更大创伤性相关症状风险的用户。7

这方面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目前的研究仍然存在重大差距，因为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都是跨部门的，只提供了用户体验的快照，而没有捕捉到重复暴露的长期影响。因此，迫切需要纵向研究来更好地理解数字负面信息对不同人群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的持久影响。7

首先必须优先考虑道德和政策因素。数字平台应越来越有责任在透明算法、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和监管框架的指导下实施安全措施，从而保护精神健康和数字信息的权利。7

结论   数字创伤（负面信息）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数字时代的一个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特别是在年轻人和重度社交媒体用户中。随着科学揭示重复接触令人痛苦的内容的心理和神经生物学影响，仍然迫切需要循证干预。

数字戒瘾、正念、基于应用的内容控制和数字扫盲等策略是恢复正常的重要工具。然而，应对这一挑战需要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研究人员和技术开发人员之间持续的跨学科合作。

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就可以创造更安全的数字空间，确保对创新的支持而不是损害心理健康。

References

1. Abi-Jaoude, E., Naylor, K. T., & Pignatiello, A. (2020). Smartphones, social media use and youth mental health. Cmaj, 192(6), E136-E141. DOI: 10.1503/cmaj.190434, https://www.cmaj.ca/content/192/6/e136
2. Gökçen, O., Karataş, K. S., Akkuş, M., Dönmez, F., Aydoğan, Ç., & Aydoğan, E. (2024). 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in Social Media Users after the February 6, Kahramanmaraş Türkiye Earthquakes: The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Media Addiction,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ymptom Levels. Turk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35(4), 263. DOI: 10.5080/u27483, https://turkpsikiyatri.com/submission/MakaleKontrol?Id=VFdwak1FOUVUVDA9
3. Center for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2014).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trauma. In Trauma-informed care in behavioral health services.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US). https://www.ncbi.nlm.nih.gov/books/NBK207191/
4. Liao, Y., Shen, H., Duan, W., Cui, S., Zheng, C., Liu, R., & Jia, Y. (2024). Development of the psychopathological vulnerability index for screening at-risk youths: a Rasch model approach. npj Mental Health Research, 3(1), 1-16, DOI:10.1038/s44184-024-00106-6,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4184-024-00106-6
5. Sherin, J. E., & Nemeroff, C. B. (2011).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the neurobiological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trauma. Dialogues in clinical neuroscience, 13(3), 263-278. DOI: 10.31887/DCNS.2011.13.2/jsherin,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31887/DCNS.2011.13.2/jsherin
6. Ramadhan, R.N., Rampengan, D.D., Yumnanisha, D.A., Setiono, S.B., Tjandra, K.C., Ariyanto, M.V., Idrisov, B. and Empitu, M.A., 2024. Impacts of digital social media detox for mental health: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Narra J, 4(2), e786. DOI:10.52225/narra.v4i2.786, https://narraj.org/main/article/view/786 
7. Dwivedi, Y.K., Ismagilova, E., Hughes, D.L., Carlson, J., Filieri, R., Jacobson, J., Jain, V., Karjaluoto, H., Kefi, H., Krishen, A.S. and Kumar, V., 2021. Setting the future of digital and social media marketing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proposi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59, 102168.DOI:10.1016/j.ijinfomgt.2020.102168,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68401220308082